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_柴静_新浪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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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ccessed 2011年2月13日 23:08:43
    Date Added 2011年2月13日 23:08:43
    Modified 2011年2月13日 23:08:43

    Notes:

    • 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

     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

      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

     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

     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

     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

     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

     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

     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

     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

     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

      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

     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

     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

     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

      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

     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

      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他说“没有。”

     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

     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

     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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